最高法院在National Alfalfa Dehydrating & Mill &Co.一案中的裁定較為經典：法庭經再三研究，納稅人按其自行選擇安排其免稅事務，一旦這么做，不管交易事務或組織形式是否完成，也可能因沒有獲取利益而可能有其他選擇路徑，納稅人必須接受自行選擇的稅收結果，而不能有其他選擇。

國內收入局已經出版了適用于各種情況的實質重于形式的稅收管理指南。指南總的指導明確要求，交易或事項的外在法律形式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其實質內容，當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與外在表現不一致時，要求稅務人員和稅收職業者具備良好的專業判斷能力。[vi]

上述關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概括非常直接了當地指明了該原則之本意。并且法院在對納稅人是否存在稅收庇護的認定時要綜合考慮各相關原則的適用，以全面正確推定納稅人交易的經濟實質和合理的稅收結果。美國法院的“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反稅收庇護指引，是納稅人進行稅收安排時對交易應該事先評估的重要考慮因素。隨司法推動帶來的是，美國《國內收入法典》已納入“經濟實質”原則的立法。在國內收入法典第7701節（0）下有比較詳細的規定[vii]。

第7701節（O）條明確經濟實質原則

（1）原則運用

在交易涉及經濟實質原則的情況下，認定該交易具有經濟實質，僅當---

（A）該項交易有效地（除了聯邦所得稅影響）改變了納稅人的經濟狀況，并且

（B）納稅人簽訂該項交易具有實質目的（除了聯邦所得稅影響）。

納稅人依賴盈利潛力的特殊規則

（2）納稅人依靠潛在利潤的特殊規則：

（A）一般而言，對交易的潛在利潤，應考慮交易是否滿足第（1）款（A）項、(B)項要求：即僅當交易的可預期的合理稅前利潤的現值比之于所允許交易帶來的可預期的凈稅收利益更巨大；

(B)（A）項規定下確定稅前利潤時應考慮費用、外國稅收和其他交易費用，國內收入局長將頒布規章將外國稅收作為計算稅前利潤的費用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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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第（1）款（B）項而言，如果該財務會計利益的產生會減少聯邦所得稅，所實現的財務會計上的利益不作為簽訂交易的目的因素考慮。

（5）釋義與特殊規則

就本條而言---

（A）經濟實質原則

術語“經濟實質原則”指普通法原則。依據這一原則，如果某項交易不具有經濟實質或缺少商業目的，該項交易在第A次篇項下的稅收利益將不能獲得認可。

《國內收入法典》引入“經濟實質原則”承自于美國司法判例中該原則的概念，并且在7701（0）條第（5）款“經濟實質原則”用語解釋時明確其是普通法適用的原則，使得成文法與判例法在該原則的適用上保持了一致性。

這樣來自于司法實踐中形成的美國稅法“經濟實質原則”本身不是孤立的一個條款。其對業務是否具有“經濟實質”的判定需要結合商業目的原則、虛假交易原則，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分步交易原則等綜合運用考慮才能成立。這樣綜合考慮交易的各種表現情況的立法適用在許多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上述各國稅法中關于“實質重于形式”援引，旨在有助于拓寬對于“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的理解。但是各國“實質重于形式”的稅收立法各有其形成淵源和適用的約束體系、條件，不宜簡單照搬。

三、我國稅收立法中“實質重于形式”的出處及其約束條件

遍覽我國現有的稅收法律體系，無論是《稅收征管法》還是《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還是其他各稅種的暫行條例，均無“實質重于形式”法條的出現。但是隨著近年來反避稅立法的推進，稅務總局在其發布若干規范性文件中直接提出了“實質重于形式”的概念或借用實質重于形式的法理進行反避稅規定。但是國家稅務總局早于2008年在其企業所得稅收入確認的若干問題通知中也使用了“實質重于形式”的概念。主要內容見于：

1、《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確認企業所得稅收入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75號）一、除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另有規定外，企業銷售收入的確認，必須遵循權責發生制原則和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2、《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國稅函[2009]698號）第六條（該條款已經為7號公告明確為失效條款）的規定：境外投資方（實際控制方）通過濫用組織形式等安排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且不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規避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的，主管稅務機關層報稅務總局審核后可以按照經濟實質對該股權轉讓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稅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

3、2014年12月2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布國家稅務總局令第32號《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其中第五條明確：稅務機關應當以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和經濟實質的類似安排為基準，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實施特別納稅調整。